“低碳世博”催热“低碳城市”建设长三角多个城市付诸行动

垃圾分类、一周至少一次素食、外出随身自备饮水杯、多在户外运动少去健身房……“低碳家庭”日前有了第一套民间标准。历时一年，杭州市湖滨街道东平巷社区的居民制定了一套5大类22项内容的“低碳达标户”标准，并从50户申报的家庭中选出15户，评为一类“低碳达标户”。“没有低碳家庭，哪来低碳城市？”杭州市民的话道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基础。

近年，低碳城市理念在长三角逐渐升温，今年“低碳世博”又成为一次推动低碳城市建设的契机，长三角城市纷纷付诸行动：6月6日，江苏省发改委在世博园联合国馆内宣布，常州武进高新区正式成为江苏省第一个低碳示范区试点区；7月3日，无锡市政府与瑞典王国环境部签署了“中瑞低碳生态城”建设合作协议并举行奠基，华东地区首个低碳生态城开建；温州市民则掀起了购买“碳汇”支持造林减碳的热潮……

“低碳建筑”并不昂贵

世博会上，马德里“竹屋”、英国“零碳馆”，还有各式各样立体绿化、屋顶花园的“低碳建筑”案例让人们认识到，低碳建筑并不昂贵，除了通过一些新能源科技，普通的处理同样能实现节能降耗。

低碳建筑是低碳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国建筑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约28%，如果目前现状继续下去，这一比重未来20年内有可能达到35%。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绿色和生态建筑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孙大明说，相比传统建筑，生态节能建筑的能耗通常要降低70%—75%，前期投入成本只增加2%，但在其生命周期里，能使整个建筑成本下降20%。其实，类似马德里竹屋的“外遮阳帘”技术早已在长三角一些楼盘应用。孙大明说，这种应用折合进建筑，每平方米成本只需增加60元—80元，为什么没有推广？关键在于有关部门对新造建筑或老建筑改造暂无实施相应的强制性措施。

不过很多城市已开始实践。杭州市政府从今年起将根据建筑节能状况，对全市各类建筑进行节能“绿色评级”并颁发相应的节能等级证书。同时规定，从2012年起，所有新建住宅和房地产市场上销售、出租或建造中的商品房，必须事先领取节能等级证书，否则就不予上市销售。

“低碳交通”势在必行

去年初，奥斯陆气候和环境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加13%，而其中源自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增幅达到25%，为全球变暖主要原因之一。据测算，一辆小轿车的排碳量需要十多亩人工林才能吸收。而在长三角一些城市，私家车每天新增达上百辆。如此下去，何谈“低碳”？一位参观完城市最佳实践区“欧登塞案例”的游客说，丹麦人对自行车的喜爱简直让我们“自行车王国”的国民汗颜。丹麦第三大城市欧登塞，20多万人口拥有500公里的自行车道，还在学校设置课程鼓励孩子多骑车，人们都以骑车为荣，环保省钱又健康。“低碳交通”不是去坐等新能源车的普及，而应从最简单的做起。

有人说，中国城市太大，道路太宽，距离太长，不适合自行车上下班。但杭州已有成功经验，杭州用公共自行车系统解决了人们从家到公交或地铁的“末端交通”问题。目前，杭州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已达到1600个，市中心区域大约每隔300米就可以找到公共自行车服务点，相邻的服务点之间相距大约500米，最高日租用量为21.16万辆次。到今年底，杭州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将达到2000个，车子将达到5万辆，预计最高日租用量将达到25万辆次左右，相当于每天减少6万辆小汽车在路上行驶。国内国外的经验表明，政府的引导和规划是关键。在丹麦，哥本哈根市政府每建成一条自行车道，该路段骑车的人就增加20%，开车人就减少10%，每年机动车道路维修费也减少将近1000万美元。

人人应是“低碳标准”

低碳城市的内涵不仅仅是建筑和交通，还包括产业、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究竟什么是低碳城市，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所所长潘家华对于建立低碳城市的标准有专业研究。他说：“应包括三部分，第一是单位碳的生产能力，即单位碳排放所产生的GDP水平；第二是碳消费指数，即一个人生活碳排放量；第三是碳的能源指数，就是可再生能源开发应用的水平。”长三角城市对低碳城市标准也各自开始了探索，比如：杭州制定出台了《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决议》，提出建设低碳经济、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生活、低碳环境、低碳社会“六位一体”的低碳城市；无锡市市长毛小平介绍，“中瑞低碳生态城”规划制订了以可持续的城市功能、生态环境、能源利用、固废处理、水资源管理、绿色交通、建筑设计等为主要内容的7大项28子项的指标体系。

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认为，界定低碳城市标准的意义不在于标准本身，而是以此来引领城市在观念、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创新。低碳城市建设是长期的，这一届市长提出低碳城市的概念，可能需要三五届市长之后才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和长效机制的建立。“决定性的力量还是在社会百姓身上，人人应是‘低碳标准’”，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亦认为，倡导低碳的消费和生活方式，需要体制机制创新，中国在绿色标识认证、绿色信贷、绿色家电下乡政策、环境税费政策、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等“绿色新政”方面均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