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提升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战略研究之五

一、当代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及新兴国家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背景与经验

（一）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与离岸服务外包的兴起

当前，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大特征。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至2004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达2.1万亿，占全球出口贸易（商品+服务）总额的19.1%。预计到2010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将升至30%左右。服务业的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也反映在国际服务贸易的结构变化中，全球服务贸易正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服务贸易转向以知识、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为基础的现代服务贸易。

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被进一步分解成更小的单位，通过生产地的重新配置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实现规模经济。正是通过这种服务的离岸外移（offshoring）形式，计算机信息服务外包（IPO）和业务流程服务外包（BPO）成为了当前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增长点。基于信息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服务外包正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二）服务外包的概念与特点

1、服务外包的定义。服务外包是指服务外包提供商向客户提供特定服务业务的全面解决方案，以帮助客户减少或消除在该业务方面的费用和管理成本，从而使客户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核心能力的一种服务提供方式。它是一种新型的服务贸易形式，主要做法是将国外客户某一部分的业务内容通过互联网转移到其他国家进行处理，以降低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

最早的服务外包集中在计算机、信息技术及相关服务领域，因此被称之为计算机及相关服务业务流程外包，即IPO（InformationProcessOutsourcing）。[1]依据GATS服务部门分类，该类业务主要包括：与计算机硬件安装有关的咨询服务、软件实施服务和数据处理服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宽带能力的提升，服务外包逐渐延伸至一系列企业管理事务，于是，企业可以将某个业务流程环节分离出来，交给服务外包公司来做，这就是商业业务流程外包，即BPO（BusinessProcessOutsouring）。

所谓IPO贸易与BPO贸易实质上是没有根本区别的，不同点只在于前者集中于电子信息行业，而后者广泛分布于其他行业。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电子信息行业的服务外包业务先于其他行业。我们认为可以把IPO业务归入BPO的范畴，即IPO和狭义的BPO业务可统称为广义的BPO。原因在于两者都是基于信息技术支撑下对企业某个业务流程环节提供服务的贸易形态，都属于现代电子商务中的同种业务形式。

2、服务外包的特点。服务外包同货物贸易中的加工贸易比较，主要呈现出下述特点：

（1）进入门槛较高。服务外包需要具备恰当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介入条件，因此对该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有较高的要求。目前的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

（2）高增加值，低自然资源损耗。服务外包作为一种现代服务贸易形式，并不需要生产方消耗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3）重视员工培训与激励机制。在服务外包型企业当中，服务外包业务的提供质量首要取决于员工的业务水平和积极性。因此，服务外包企业一般都对员工培训有较大的投入，更具有人文关怀的激励。

（4）更高的技术含量和更强的知识外溢效应。服务外包主要集中于服务业中的智力密集型产业，例如软件开发、银行、保险、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

（三）全球服务外包的发展前景与新兴经济体承接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经验

1、全球服务外包的发展前景。目前，国际外包业市场已经形成了以印度为核心，包括诸如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新兴服务外包市场的整体格局。

在市场发展方面，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转向服务业》估计，未来几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保持30%～40%的增长速度，2007年的服务外包额将达到1.2万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提供的资料也显示，根据不同机构的估计，全球服务外包的市场规模在3000亿～5000亿美元，并将在未来若干年继续保持20%～30%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08年服务外包的市场规模将突破一万亿美元。

2、新兴经济体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成就与经验。在当前的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上，美国、日本和西欧是最主要的服务外包发包地，而印度、爱尔兰和东欧国家则是主要的服务外包业务承接地。

印度服务业的迅猛增长正是其服务外包快速增长的结果。根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的数据显示[1]，2005年印度软件外包额达到195亿美元，占同期全球软件服务外包额819亿美元的23.8%；今后印度服务外包的增长速度将保持在27%～30%之间，到2007年服务与软件出口总额将在290亿～310亿美元之间。

我们认为，印度的服务外包获得如此迅猛地发展，主要受益于以下几大因素：

（1）对服务外包积极而开放的政策扶持。印度政府高度重视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早在1986年就制定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发展和软件培训政策》，明确了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并对从事IT外销的企业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同时，开放、现代化的电信行业是印度跨境计算机服务发达的重要因素。此外，印度还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软件外包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国际信誉。最后，印度政府重视长远规划，建设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科技园区。

（2）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印度的电信业开放较早，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电信市场，这是印度IT外包服务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印度技术型劳动者素质较高，与美国硅谷关系密切，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也让印度国民天然熟悉欧美文化。此外，印度人才教育培训为印度的服务外包业发展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专业人才。

（3）规划行业发展方面的良好协调机制。印度服务外包协会NASSCOM成立于1988年，专职员工50人，有软件出口和外包服务企业会员1000多家。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与政府沟通，帮助进行产业规划，协调建设软件科技园，争取有利于软件发展的政策优惠；与WTO沟通，争取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有利地位和条件；通过设立基金方式进行电脑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向贫穷落后地区推广；推动服务外包由后端办公服务等业务向金融、保险、软件开发与研究等领域发展。

（4）对服务外包业务市场的明智选择与合理定位。服务外包主要分为信息技术外包和其他商务流程外包。

选择何种外包形式涉及到整合国内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在2000年左右，美国经济连续出现强势增长，需要大量的软件供给，部分企业开始将非核心的软件研发业务外包出去。印度软件业正是把握住了这种市场状况，大力发展对美国的离岸软件外包，通过软件外包实现了对服务外包业的突破，形成了“研发促成软件外包、软件外包带动研发”的良性循环。

面对全球服务发包市场，合理定位非常关键。是选择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上进行竞争，还是先选择某一个区域或国家市场作为服务对象，需要认真考虑。实践证明，印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以与本国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作为承接对象。一方面，印度文化深受英语国家的影响，在文化上与美国有“认同感”；另一方面，印度的许多软件开发人员都有在美国研发的经历，了解美国IT技术发展的状况以及外包的技术取向。

二、中国服务外包业的发展状况：特征与差距

（一）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上海、北京、大连等城市积极承接全球服务外包，并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依托我国已有的各项优势，服务外包的各种业务类型均已在中国出现，其中软件信息技术外包（IPO）发展尤为深入，在我国服务外包市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1、软件信息技术外包的发展状况。2000年以后，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扶植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的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市场进入了快速成长期。

就从事软件服务外包的企业构成来看，尽管外资企业在数量上不占多数，但软件出口却主要以此类企业为主。上海的外资软件出口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部门。在制造业部门中，外资软件出口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以与电子、通讯和信息产品相配套的嵌入式软件出口，如在上海软件出口排名前列的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就属此列。二是通过设立研发中心进行系统和应用软件的开发，如思科、索尼、HP等生产型跨国公司的上海研发中心。在服务业部门中，外资服务提供商主要通过设立软件研发中心出口应用软件。如毕博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简称“毕博全球开发中心”）作为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和系统集成商之一——毕博管理咨询（BearingPoint）的第一家全球软件开发中心，主要为国内外企业提供软件开发以及管理外包服务。

我国软件外包市场以国内市场为主，离岸外包贸易则以日本市场为主。例如在上海，软件外包企业直接从事离岸外包的业务量并不大，其主要采取的是“近海作业”的业务方式，即大多数业务来自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分公司。外包企业通过在国内市场承接业务间接为外国企业提供服务。而主要的软件外包的出口市场是日本，其比例达到了50%以上。

业务流程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

2就上海的情况而言，从事业务流程外包服务的企业大多为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其进入上海的途径主要有：建立独资形式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和对国内企业进行资本投资、战略合作，在此基础上承接公司内和公司外的业务流程外包。

据调查，目前上海总体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由中国本土服务提供商承接外国企业内部业务流程转移的业务流程接包服务，而是由跨国公司本身通过直接投资在上海建立共享服务中心（SSCs）为本企业或其他企业提供业务流程服务。

由于在“自营式外移”还是“离岸外包”的策略选择上，发包企业一般遵循力保核心能力，能够“离岸外包”的必然是可标准化的非核心和非战略性部门。因此，基于跨境交付途径进入国际市场的上海、大连等地区的业务流程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总体上依然属劳动密集型，贸易方式以加工出口为主，如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当中的数据录入等，总体上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二）中印服务外包业发展的跨国比较

1、两国服务外包商业环境比较分析。世界上承接服务外包的地区一般需具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稳定。科尔尼公司的《2004年全球主要离岸业务地点吸引力指数》显示[1]，中国和印度的政治与经济风险在商业环境中的分值，虽然相比新加坡、爱尔兰等国家较低，但都属于政治经济稳定的国家。

（2）地区文化特征与语言环境。发包国和接包国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不仅是外包业务发展的关键要素，也影响到国内企业走出去。就实践情况来看，印度企业的主要客户在美国，而中国企业的主要客户在日本。

（3）法律环境。支持外包服务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信息安全保证体系，以及合同法、贸易法等一整套法律体系。中国目前在该方面相对印度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距。

（4）人力资源储备。印度每年都可以培养出约200万熟练掌握英语并同时拥有很强技术能力的毕业生。中国目前虽然已经出现了东软学院等专业人才培训机构，但依然和印度有较大的差距。

（5）行业成熟度。根据产业经济理论，一个行业的领军型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能反应出该行业的成熟度；行业协会存在与否也是一个行业成熟与否的重大标志。据印度NASSCOM资料显示[1]，印度前20家软件公司贡献了印度软件/服务总出口额的42%，其平均出口额是1.66亿美元；且印度NASSCOM（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以其涉及面广、参加企业众多而闻名于世。而中国前20家软件出口公司却只占全国软件/服务总出口额的3%，其平均出口额只有475万美元。此外，我国目前尚缺乏像印度NASSCOM规模的软件与服务协会。

2、两国服务外包成本比较分析。（1）企业经营成本。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主要沿海商务城市的员工工资、补贴、福利等员工成本都保持着上升趋势、甲级办公用房价格近几年一直保持较高增幅。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竞争能力。

（2）服务外包企业的认证管理成本。例如，国内一家软件企业通过CMM5级认证的整个过程需花费近千万元。而印度企业由于较早通过了相关认证，目前不必支付该项固定成本。

（3）税收及补贴政策优惠。印度较早就对服务外包企业制定了全面的政策优惠措施。但在中国，外包作为一种特殊服务业态，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并未被国内经济界全面了解，政府在税收政策方面并没有制订针对性的优惠政策。

3、两国服务外包企业能力比较分析。（1）企业专业资源拥有程度。中国服务外包市场普遍存在服务外包资源缺乏问题。具体表现为，中国由于外包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在境外普遍缺乏有效的业务营销渠道；由于文化差异、语言环境等问题，中国服务商沟通能力偏弱，目前还难以打开欧美市场；中国虽然有人员成本优势，但是关键性人才极其缺乏。

（2）外包企业规模、财务能力。中国软件业的一大劣势是多数软件公司因为规模太小而拿不到大额的外包合同。根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5700家软件公司，平均员工数是44人，平均年收入不到60万美元。[1]而根据OrbysConsulting的调查[1]，全球离岸外包合同的平均金额为720万美元，平均合同期限为3.3年，即每年218万美元。

（3）外包企业的国际认证。CMM认证已越来越成为离岸外包市场的业界标准。服务外包的发包客户一般只将获得3级或以上CMM认证的提供商列入初选名单。而中国企业在CMM认证方面远远落后于印度。

A.T.Kearney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目前，在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技能方面，印度在BPO经验和语言上显现出明显的优势，而中国在劳动力规模和可得性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商业环境方面，印度略优于中国；在金融环境方面，中国的税收和规则环境明显较印度更加严格。

三、确立以加快承接服务外包、扩大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加快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一）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整体战略

发展离岸外包服务既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又符合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我们看到一些跨国企业正在考虑如何通过将其制造中心和服务中心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更大的协同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制造集中地既可以延伸成为服务中心，而服务集中地亦可延伸成为制造中心。如果能够积极主动地通过发展服务外包，培养人才和自主创新能力，则将引领中国经济向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的部分进行拓展，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根据商务部“千百十工程”，“十一五”期间，中国将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创造有利条件，全方位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并不断提升服务价值，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基础上翻两番。“千百十工程”采取“基地城市+示范区”（由商务部和当地省级政府任命共建）的模式。目前已经确定的有1个国家级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苏州工业园区和11个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大连、成都、西安、深圳、南京、杭州、济南、武汉。

（二）促进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对策建议

1、政府部门对发展服务外包重要性的认识有待提高。目前有两项工作急需推进：一是应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服务外包统计办法。目前各地对服务外包进行统计时，采用的办法一般都是本地的软件出口额再加上企业自行申报的业务流程外包额。这种统计办法存在明显的缺陷。二是应尽快制定对服务外包企业的专项扶持政策。目前，服务外包企业所享受的政策优惠大多来源于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颁布的鼓励措施，这使许多业务流程外包企业难以获得政策优惠，造成了服务外包企业在政策待遇上的不平等。

2、服务外包配套设施建设有待加强。首先，我国现行的《电信条例》对电信增值业务的界定范围过宽，导致许多信息服务只能够在企业内部展开，而不能够作为外包业务向其他企业提供。因为一旦企业将信息服务作为外包向其他企业提供，就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增值电信业务的许可。这一问题对外资企业影响尤为显著。

其次，针对我国目前国际互联网收费较高问题，电信服务提供商需要与经营互联网系统的主要国际电信公司展开谈判，改变现有的运营规则，改善中国国际互联网的联通速度和可靠性。

3、建议实施大公司战略，政府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国的服务外包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的问题。2004年，上海软件企业收入超千万的企业有191家，占全市软件企业总数的11.4%。而80%以上企业规模偏小。而对外包企业来说，人员规模是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方面。因此，政府应当积极推动外包企业进行资源重组，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此外，政府可以考虑以下措施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一是通过开展海外宣传塑造中国品牌服务外包企业的整体国际形象；二是利用政府现有的海外资源，为中国企业建立、完善海外分支机构和营销体系提供政策平台；三是通过广泛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发展服务外包的认同性，为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4、建议改善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方式。目前我国的软件外包高素质人才供不应求。一方面，掌握软件工程方法和先进的软件体系构架技术，既能从事系统分析设计，又能编码和测试的中高级软件人才仍然十分紧缺；另一方面，符合从事服务外包“蓝领”、“灰领”工作的专业人员也相对不足。

为此，政府应当改变人才引进战略，加大有关的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双语人才、软件出口人才的培养。鼓励和扶持专业软件学院建设和外包企业内部的员工培训工作，并将相关管理与一般的教育培训管理进行区分。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议政府在软件企业员工培训方面给予适当的财政资助。

5、建议强化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来说，维护客户信息的私密性至关重要。但在中国的外资公司却认为，现实中仍然没有形成一种能够阻止侵犯知识产权的有效威慑力量，这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对外接包的能力。

为此，我国应继续推进相关制度环境建设，鼓励服务外包企业申请国际承认的安全标准认证，如SAS70安全标准认证、CMM认证，同时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完善。

6、建议深化“千百十工程”，建立服务外包综合发展体系。建议大力支持服务外包的发展，建立“基地城市、示范区+服务外包培训中心+服务外包园区+重点扶植企业”的服务外包综合发展体系。基地城市发挥区域各种资源要素的协同效应，培育和延长产业链、价值链，推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形成中国服务外包的产业集群。服务外包培训中心以培训承接服务外包所需的实用人才为主要目标，重视相关国际认证培训。服务外包园区通过引导优势企业、优势项目，以及资金、人才、市场等资源的聚集，发挥聚合效应，成为服务外包孵化基地。重点企业以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为主，发挥示范效应。

为确保综合发展体系的顺利运转，建议给予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一是中央政府建立专项支持资金，基地城市地方政府设置配套资金，支持服务外包发展，尤其是服务外包战略研究和人才培训。二是建议对服务外包企业的营业税给予一定优惠；结合即将制定的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考虑对离岸服务外包承接企业参照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定的所得税优惠，并允许服务外包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税前列支；建议在部分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试点，对服务外包高管人员个人所得税试行减免。三是允许技术骨干和中级以上管理岗位人员，经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后试行不定时工作制；对适合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服务外包企业，经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后试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四是支持建立全国性的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增强对行业的综合指导和协助。

7、建议制定务实的服务外包发展战略。应当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突出各地服务外包业发展的特色。以上海为例，考虑到上海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首先应把发展银行外包服务业、保险外包服务业、金融资产管理外包服务业、信用卡外包服务业等金融领域外包服务作为关键领域；其次，鉴于与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亲缘、两国的电影和动漫产业（包括游戏产业）发展都较快，上海在影视后期制作和动画领域又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上海可以把影视后期制作和动漫游戏BPO服务业作为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最后，由于我国在建筑设计、制造设计等方面具有优势，人才供应充足，上海也应当重视建筑制造业辅助设计软件的外包业务发展。

在重视发展离岸服务外包的同时，也应当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印度作为开拓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较为成功的国家，其发展模式受限于自身经济状况。相对于印度，我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但目前国内大型企业对外发包的意识还不够强，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尚需进一步的开拓。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培育相关市场并促使其良性发展。